今天，也就是9月17号早上，大家应该都刷到了中国体操男队队长张博恒在个人社媒上对本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接待工作的吐槽。

虽然这话很快就被删除了，但截图已经传遍了中文互联网。

根据张博恒的个人讲述，此次赴日行程，凌晨3点半起床、5点出发、8点登机、12点落地，随后却在机场登记办手续滞留近六小时；接驳大巴因注册系统故障无法调度，好不容易到集装箱区域吃上饭，又突降大雨，原定入住的邮轮也上不去，只能自行找酒店。好气又好笑的是，一同遭罪的难兄难弟，还有国乒和国羽。

这也让外界对筹备组织团队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要知道，日本此前曾反复渲染这届赛事将会以“节俭”为名，申办时更是承诺850亿日元搞定，如今预算却早已飙升至2400亿，甚至于，业内预测最终可能会突破3000亿。钱越花越多，运动员的体验却未见提升，不免让人追问：这节俭，到底是节俭了个啥？

当然，从这些年大型赛事的办赛趋势上来看，东京、巴黎、米兰、洛杉矶都在谋求节俭办赛，亚运会照本宣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在于，节俭不能只算账面，更不能牺牲赛事尊严和运动员权益。若是连基本接待、交通与食宿都难以保障，那赛事的合理性必然会遭遇猛烈的质疑——而这，对于正面临转型危机的亚运会而言，尤其严峻。

1、草台班子，已经尽力

张博恒并非第一个吐槽本届亚运会接待工作的运动员。更早抵达的韩国代表团，已经先行体验到了现场条件的艰苦。

为厉行节俭，组委会放弃了传统的运动员村，而改用了“邮轮+集装箱+分散酒店”的组合方案。于是，大约2000名运动员和官员入住集装箱宿舍，可这种宿舍里，床铺的长度仅仅只有1.95米，这也导致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躺在床上连腿都伸不直。更麻烦的是，哪怕条件如此，也未必住得上。韩国体育官员向法新社表示，本届住宿条件堪称“史上最差”，现场还存在“严重的房间短缺”。菲律宾代表团的教练甚至被迫通过Airbnb自行寻找住处。

上周爱知县遭遇创纪录暴雨，集装箱宿舍防御能力不足，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被紧急疏散。韩国篮球运动员卞俊亨在个人社媒发布洗手间漏水视频，配文“请帮帮我们”。

有此“珠玉在前”，张博恒的抱怨，当然会大规模引发网友对组委会“草台班子”的吐槽。

但日本人自己也委屈——他们并非没有尽力，可实在是……无能为力。组委会主席大村秀章坦言，他们“既没有人力，也没有预算”为超出预期的参赛者安排食宿。这不是推诿，而是现实。

本届亚运会2016年就已申办成功，但因让路东京奥运会，基建一拖再拖，直到2021年底才陆续开工，大部分工程到2026年上半年才完成。

与此同时，日本已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多年，建筑工人与志愿者严重不足，尤其是志愿者——本次预计招募4万名志愿者，年龄跨度从18岁到91岁（？？），其中过半是首次参与大型赛事服务的新手，以至于不得不加大对学生群体的定向招募，但效果并不明显。目前距离开幕式还有两天，但现场仍在持续补录招募志愿者，据称实际到位仍明显不足，缺口不小——这大概也是接待工作屡屡出现抓马状况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吧。

日本当前的窘迫，甚至从这次亚运会的转播工作也能看出来——负责此次转播公共信号制作的，不是NHK或TBS，而是央视总台旗下的国际传媒港。要知道，不管出于何种考量，这都是综合性洲际大赛历史上首次由非东道主媒体担任主转播商，NHK此次甚至没有日本国内的亚运会转播权。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自诩广播技术引领者、曾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信号直播和8K超高清制播引以为傲的技术大国来说，确实是一次颜面扫地的尴尬。

由此可见，日本真的不是不想办好，而是在人力枯竭、预算失控、宏观环境恶化的多重挤压下，它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这么个水平。

2、时移世易，节俭当道

东亚民族普遍好面子，如果不是真的遮不住了，这次亚运会日本也断然不会这么顾头不顾腚。

毕竟，这种大型运动会，从申办到落地，周期实在太长，大多是以十年来计算，这其中国际局势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很有可能就是沧海桑田。

比如里约。2009年申办时，巴西经济欣欣向荣，但仅仅几年之内，巴西就遭遇了25年来最严重衰退，里约州政府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只能拖欠，最终奥运会也就搞了个虎头蛇尾。

这次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也是这样，2016年拿下主办权时，世界还处在低通胀、低利率的欣欣向荣之中，但十年后的现在，日元大幅贬值、全球建材价格暴涨、日本建筑业用工枯竭，主办方又能如何？

何况还有东京的前车之鉴。当时东京奥运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疫情延期，叠加上贪腐丑闻，以至于申办预算超支近400%，留下了巨额的亏损，让日本社会对大型赛事的信任大幅收缩。此次亚运会，志愿者招募、赞助意向和预算控制，都明显带着东京所留下的“信任赤字”。

所以，举办这种国际大型赛事的风潮，近年来普遍降温，而申办国们也努力控制着预算，一省再省。巴黎奥运会95%的场馆为现有或临时设施，仅新建3处，超支幅度控制在约25%，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米兰冬奥会93%的竞赛场馆为既有或临时设施，甚至租借了约2万件巴黎奥运使用过的二手家具，“租而不买”节省了数百万欧元。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则提出“零新建永久性场馆”的目标，通过场馆调整已节省超1.5亿美元。

甚至于，国际奥委会自己，都在《奥林匹克2020+5议程》中将可持续性和成本可控列为硬指标。

3、越省越贵，越省越差

当然，节俭本身肯定是没错的，钱该怎么花，也确实考验组委会的团队。可像本届奥运会这样，预算的大刀直接把“服务端”的住宿、通勤和转播拦腰横斩，未免有些过分。

再说了，虽然日本人一直喊着节俭，但事实就是，目前的赛事预算已经来到了2400亿日元，数字看着大，可一换算下来，不过100亿人民币。

要知道，杭州亚运会若只算场馆和赛事运营，都花掉了450亿人民币，要再算上地铁、杭州西站、机场三期等配套基建，累计投资将会达到恐怖的2248亿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体量确实很大，杭州也确实是经济强市，可问题在于，日本也不是什么穷国，爱知县、名古屋市也不是什么穷地方，怎么就连这点钱都出不了？

关键还是一开始定下的花钱策略不一样。

杭州亚运会的花销，绝大部分是投资型支出。地铁从81公里暴增到516公里，西站、机场同步铺开，赛前赛后都在用，钱变成了长期资产。而且也不是杭州一家扛，省、市、区多级财政分摊，体彩公益金也切进来支持场馆，背后有整个浙江省在托底，所以几乎感觉不到财政负担。

但日本这2400亿日元（100亿人民币），几乎全是消耗型运营成本。

比如住宿这一块，原计划确实要建造一个能容纳1.5万人的亚运村，但因为经济大环境的原因，日本建筑原材料大幅上涨，预计造价从300亿变成了600亿，于是组委会选择了放弃这一方案，而改用邮轮加集装箱，成本仅需127亿，节约了470亿日元。

看上去是节约了，但花了就是没了，不会再有远期进账。

更麻烦的是，分散布局推高了通勤、安保和应急成本，再加上预料之外的雨灾引发的疏散和转移——这些都直接放大了人力短缺的困境，而最后，这些成本，很大一部分被转嫁到了参赛运动员的身上。

但排除这些不谈，就问你钱有没有省下来？

更麻烦的是，就目前来看，本次赛事的赞助和门票收入都远远不及预期——丰田、索尼、日本生命先后撤资，赞助收入仅500亿日元出头；门票原定预售275万张，可到了8月下旬，也只卖出了不到80万张。

这也导致，本次办赛的赤字缺口，目前据估算已经达到了1900亿日元，也就是大概80亿人民币——作为对比，杭州亚运会最后的财政缺口也只有95亿人民币。相差不多，但质量么，大家心里有数就好。

4、昨日盛会，今日负担

当然，名古屋的困境之所以值得深思，不仅仅是因为它暴露了“节俭”的边界，更因为它折射出大型赛事赖以存在的那个时代正在远去。

我们都知道，亚运会创办于二战后亚洲去殖民化的历史情境中。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提议举办一个亚洲运动会，他认为，通过体育竞技，亚洲各国可以加强交流、促进友谊，共同推动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国际奥委会印度委员古鲁·桑迪将这一想法真正落地，因此被称为“亚运会之父”。

1949年2月，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在新德里成立，宗旨明确为“通过体育加深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体育和国际交流”。1951年首届亚运会在新德里举行，11个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加。那是一个亚洲寻求团结与认同的时刻，体育被赋予了超越竞技的政治使命。

但今天，“团结亚洲”这个使命赖以存在的政治共识和经济基础都在松动。地缘摩擦增加，世界合作走向孤立，经济大环境持续下行。就说不远前的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搞出了多少幺蛾子。就说这次亚运的大背景，中日之间的龃龉，怕是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善。还有印巴、中东，大家说句同床异梦都是轻的。

所以，在当下，举办大型赛事不再只是组织比赛，主办方需要承担的，是日益复杂的政治风险管理成本。而当赛事被政治化之后，主办国需要投入的外交资源、安保成本和声誉风险，也都在急剧上升。

更何况，这些大型赛事，在经济层面的性价比也在崩塌。且先不谈本届亚运会的注定亏损——事实上，最近5届亚运会，无一不亏损。这也导致了2020年亚奥理事会一次性宣布2030年和2034年两届亚运会举办地，直接原因是“申办的城市太少，各国的兴趣明显不足”，需要“抓壮丁”来避免无人申办的窘境。

而且，或许还有人记得杭州亚运会的名额是怎么来的——越南河内在2014年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这才由杭州递补顶上。

由此可见，亚运会的商业模型和吸引力，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裂痕。

5、转型之路，何去何从

是的，亚运会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

它的选手人数超过一万，与奥运会相当，但项目更多更杂——奥运会只有28个大项，亚运会则有42个大项，武术、藤球、卡巴迪、电竞、台球、保龄球、国际象棋等非奥项目都被包容了进来。很显然，亚运会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亚洲最高竞技水平”，而是展示亚洲各地的体育文化风貌。

但当经济下行、地缘摩擦加剧时，这种“大而全”反而成了负担。它既缺乏奥运会的商业号召力，又比单项亚洲锦标赛承担了更高的组织和基础设施成本。奥运会有不可替代的金字招牌，而亚运会的“历史特殊性”，曾经以“团结的亚洲”作为自己的核心叙事，但今天，它或许需要一个更适应时代的新价值观叙事。

亚奥理事会已经意识到了危机。2026年的一项关键改革是：计划将亚运会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使其比赛项目成为奥运会资格赛，从而提升赛事价值和商业吸引力。这一调整预计从2030年多哈亚运会开始，将其推后至2031年举行，与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形成联动。亚奥理事会执委会已通过该决议，正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一步商议。这实际上是亚运会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态位：不再试图与奥运会平行竞争，而是嵌入奥运周期，成为奥运资格体系的一部分。

而且，接下来的多哈与利雅得两届亚运会，都在西亚中东土豪的地盘，应当不至于再搞什么节俭办赛了，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亚运会的举办越来越依赖少数富裕国家的财政支撑，那么它的“亚洲性”和普及性又应当如何体现？

所以，名古屋的困境，不仅仅是简单的“日本草台班子”的个案问题，也不只是“节俭”执行失当的问题。它更应当引领我们去深思，当大型赛事赖以存在的政治共识和经济基础都在松动时，亚运会这类“中间层”的洲际综合赛事，是否还能找到可持续的生存方式？

本次亚运会的诸多乱象，其实并非日本一家之弊，更是后疫情时代所有大型赛事主办方都要直面的考题。